...分析前一阶段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研究落实今年的工作计划和推...
杨雪英++李秀芸
摘 要：精准扶贫是加快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也带来不同影响。文章通过分析江苏省三大区域的贫困度及空间分布，研究分析江苏省三大区域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江苏省 三大区域 精准扶贫 扶贫成效 原因分析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调研时强调，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 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关于精准扶贫的内涵，董家丰（2014）认为，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既要瞄准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对象，又要区分贫困深度的差异。黄承伟（2015）则认为，识别贫困对象并非简单的越精确越好，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实现区域精准与个体精准的有机统一。所有关于精准扶贫的内涵不管是二分法（董家丰、黄承伟）、三分法（沈茂英、王国勇）、四分法（葛志军）、五分法（陈少强）等的划分，都是相对于精准扶贫的职能划分来论述的，而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的，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的识别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的治贫方式。
二、江苏省三大区域的贫困度及空间分布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建档立卡低收入户103.3万户，贫困人口276.8万人，经济薄弱村有821个。根据2015年江苏省户籍统计总人口数及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计算出三大区域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及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比重，见表1。
表1显示，苏中的总人口比重低于苏南，但贫困人口比重却高于苏南，苏北的总人口略高于苏南、苏中，但贫困人口却远远多于苏南、苏中，占比达到96.06%，江苏省贫困人口呈现出苏北聚集现象。
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区域贫困的广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区域贫困深度。根据江苏省及各地市2016年的数据，计算各地市贫困深度，见表2。
从表2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苏南五市的贫困深度为零，贫困深度超过0.2的地市有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市是贫困深度最大的地市，贫困深度达到0.35。
综合上面全省贫困的广度和深度，建立直角坐标系，绘制出13个地市的贫困分布图，见图1，根据地市在直角坐标系中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13个地市的贫困等级与类型及分布。
如果将13个地市的贫困广度与深度在江苏省的地图上描绘出来，颜色越深的区域贫困发生率越高，见图2；颜色越深的区域贫困深度越深，见图3。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江苏省贫困区域主要分布在苏中和苏北，其中宿迁、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是贫困的重灾区，也是江苏省反贫困的主战场。
三、江苏省三大区域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差异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是扶贫工作成效存在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江苏省地处中国沿海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但江苏省三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长期存在并比较突出，苏北地区一直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洼地”，苏北的许多经济总量都不到苏南的30%，差距最悬殊的指标为进出口总额，苏北只有苏南的6.08%，见表3。
从区域收入水平看，苏北的人均GDP只有苏南的44.7%，差距最大的是居民人均储蓄存款，苏北仅为苏南的42.1%，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4228元，见表4。
从区域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看，农民收入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见表5。
苏南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只相当于苏南的46.5%，高于纯收入之比，而且苏南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己占总收入的63%，苏北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8.1%。经营性收入仍是苏北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34.8%，同期苏南农民经营性收入仅占18.8%，苏南苏北的收入结构差异也反应苏北相对落后的工业化水平。
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决定了扶贫政策及成效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也是前提性的。
（二）历史条件和地理区位的影响是扶贫工作成效差异的基础性原因
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名闻天下的“鱼米之乡”、“人间天堂”。苏南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中心，东靠上海，南接浙江。苏南受到作为发展极上海的强劲辐射，人均GDP 超过13万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镇化率超过70%，所有县（市）都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苏南贫困现象非常少，只存在一些相对贫困。
苏中地区靠近省会城市南京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高的苏锡常地区，但长期以来，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受上海发展的辐射作用十分微弱，经济发展远落后于苏南。但同时，苏中地区有着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快捷方便的交通比较优势，加上苏中地区十分丰富的水资源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使上海的龙头辐射作用迅速抵达苏中，也使苏中地区在经济融通、人才流动和区域带动方面比苏北地区有巨大优势，这里的人员就业容易，打工方便，同样是贫困，会比苏北地区容易脱贫。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洪涝旱灾之地，苏北的徐州向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无数，灾民遍野。苏北地区还远离上海、苏州、南京等经济中心，与其接壤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苏中地区和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的经济落后地区，区位条件相对较差，苏北地区的盐城、连云港、宿迁、淮安至今没有高铁，相对不便的交通使其難与周边发达地区实现融合发展，加上普遍存在的综合实力不强，产业层次、经济开放度低等不利因素，决定了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且具有持久性。因此，不同的地理区位使苏南、苏中和苏北同样是贫困，却存在着不同的贫困基础，也使三个地区扶贫开发的方式和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endprint
（三）思想意识和文化差异是扶贫工作成效差异的主观原因
致贫原因有物质贫困，还有“思想贫困”。苏北地区人的开放意识、发展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创业意识等明显落后于苏南地区。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着固态化的等、靠、要思想，有些干部群众对扶贫工作的认识有偏差，存在“守帽子”的老观念，不思进取，依赖性严重，越扶贫越想保贫。而苏南地区的领导干部市场意识强，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扶贫中的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集合众长、分担压力、精准见效。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苏北地区人力资源的基本状况不容乐观，城乡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占全省45.8%的人口，但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只有全省平均的74.5%，只相当于苏南的64%；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只有全省平均的37.2%，只相当于苏南的16.5%；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8年/人，分别低于全省和苏南0.33年/人、0.96年/人。部分群众存在“读书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造成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思想文化和专业技能素质低，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由此造成脱贫能力弱，家庭收入低，使贫困家庭陷入贫困恶性循环。
（四）由社会排斥导致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均等是扶贫工作成效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收入的匮乏，还表现为个人能力和社会权利的不平衡。苏北、苏中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力市场的排斥。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的分割政策，使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工作，只能进入工作环境差、待遇低、收入少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缺乏制度保障和制度信任，大多只能属于多风险、不确定的“非正规就业”。在工作待遇方面，农民工被排除在体制供应的安全和福利之外，“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农民工处于市场的边缘化而变得贫穷。
社会保障的排斥。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政策，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发展不均衡。江苏省三大区域的城乡社会保障在保障内容、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苏南地区基本做到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并轨统筹，苏州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在99%以上；苏中地区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保障衔接模式，如扬州市实行了城乡老年人均等化补贴制度；而苏北无论是参保人数、筹资标准还是支付水平均远远落后于苏南。
食品消费的排斥。由于贫困和收入水平较低，苏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全省高1.8个百分点，比苏南高3.1个百分点。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全省平均的78.6%，苏南的63.1%，食品烟酒的消费支出相当于全省平均的82.9%，苏南的70.3%，见表6。苏北农村与城市比、与优势群体比，他们购买力低，不能有效参与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成为“被排斥的消费者”。
精神权益的排斥。目前的反贫困只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重视物质脱贫忽视精神脱贫，两者之间产生滞差，严重影响扶贫实践的效果。精神贫困和物质贫困相比，具有隐蔽性、非量化和持久性的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扶贫有根本性的意义。目前，江苏省农村贫困人口精神权益的排斥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文化消费资源供给区域差异明显，见表7。苏北、苏中的很多乡村地区没有像样的电影院、文化站和图书馆，文化中心（站）、农家书屋随着乡镇合并普遍出现被挤占、挪用、出卖、拆除等现象，即使有也存在房舍破落、图书陈旧、器材短缺的现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缺。二是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比较单一。受财力限制，苏北的基层政府大多只是选择电影下乡等成本较低的简单文化活动方式，很少有针对农民文化需求开展的文化活动。苏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城市较为接近，看电视、看电影、上网成为苏南农村居民的主要娱乐方式。而苏北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层次较低，赌博、闲聊、看电视是主要的消遣方式，村民信仰西方宗教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三是文化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见表8。数据显示，苏中、苏北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消费为苏南的70.1%和80.8%，尽管近年连云港市和宿迁市人均文化消费增长较快，但仍然低于苏南大多数城市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
当然，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差异不止于此，还有诸如制度供给不平衡、精准扶贫实施过程和程序存在差异等，但认真对待以上四个方面因素的差异，是提高苏中、苏北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成效，促进三大区域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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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淮海工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2.淮海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代建明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