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伦佐·皮亚诺设计的澳大利亚悉尼奥罗拉大厦-寻找功能中的美感 ...
张青
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今年78岁了，他为“渐渐件件——伦佐·皮亚诺建筑工作室大展”开幕，出现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现场，灰白的头发和清淡的络腮胡，看上去格外精神。40多年前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一同拿下蓬皮杜中心项目的时候，还一副留着大胡子的嬉皮士模样，那时候两人接的活儿都是临时建筑，建筑寿命没有超过半年的。1971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宣布公开征选博物馆方案，三年前的巴黎学生运动余热尚存，罗杰斯和皮亚诺这对英国/意大利建筑师组合极富争议的设计最终获选，在以古建筑为核心的巴黎市中心，建起了一座以“灵活”、“高技”、外露的扶梯和排气管闻名的现代建筑，并打开了建筑史上“高技派”（High Tech）的篇章——尽管皮亚诺本人对“高技”的名号相当反感。
皮亚诺似乎与“流派”不太搭边。和很多明星建筑师不同，他的设计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统一视觉语言。展览中展出的27个项目，以27个“岛”的形式出现，各自包含一个项目的建筑模型（皮亚诺基金会藏品），以及从设计手稿、历史文献到建筑构件、材料试验的完整记录。2D和3D的展品或分布在展台桌面上，或悬挂于空中，对每个项目的覆盖非常详尽。乍看过去，从通透的纽约时报大楼到近两公里长的大阪关西机场，再至新喀里多亚的破壳状吉恩-玛丽·吉巴澳文化中心，不仅项目功能各异，也不见易于辨识的风格或流派特征。传统或创新的材料与工程技术因地制宜地服务于不同项目，自然地融入建筑内外，体现出每个项目各不相同的气质。总的来说，他对建筑的兴趣似乎在于为每个项目提供适宜的解题方法，而非创造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追溯其中原因，要从“建造”对皮亚诺的意义说起。
出生于1937年的伦佐·皮亚诺是随着意大利的战后重建成长起来的。他的父辈参与了众多战后重建工程，直到今天，回忆起小时候去工地探班，见证一片片空地上楼宇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他依旧兴奋得像个孩子。他说自己不仅目睹了城市的重建，还见证了“正常社会生活”的重塑。“建造”从孩童时期就存在于皮亚诺的血液里，他甚至于日后以“建造”为关键词，将自己的事务所命名为伦佐·皮亚诺建造工作室（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并在工作室的各个项目中传达着“建造”的双重目标——实体的建筑及其社会、文化价值。
极致的建造
对皮亚诺来说，蓬皮杜确实是其实体建造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不仅是他的第一个永久建筑项目，还为他收获了工程师彼得·莱斯（Peter Rice）——这位传奇建筑工程师不仅为蓬皮杜的“灵活性”提供了解决方案，也成为了皮亚诺日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为皮亚诺实现种种设计方案提供了保障。
皮亚诺在谈到自己的设计过程时说道：“你先开始画草图，然后画设计图，然后你做一个模型，之后你回到现实——去场地看看——然后再去画图。画图和做（模型）形成一个循环，不断往复。”绝大多数建筑师都是这么做的，却只有一个皮亚诺。除了战友莱斯在工程技术上提供的帮助，皮亚诺趋于完美的精神（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以及无与伦比的判断力，保障了每个项目极高的完成度。
蓬皮杜之后，皮亚诺的第一个项目——位于德克萨斯的“梅尼尔私人博物馆”（The Menil Collection）几乎凝结了皮亚诺在实体建造方面的精髓。这个项目的委托人为博物馆提出了具体而微的要求，其中包括为藏品提供有变化的自然光照，同时有效地保护馆藏艺术作品；别像大多现代艺术画廊一样中性无趣；外型避免过于“纪念碑式”却得与馆内一流的艺术品相称。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皮亚诺在莱斯的协助下设计了轻巧的水泥“扇叶”，从建筑顶部分散德州炙热的阳光；原木包裹的外墙有效地降低室内温度。博物馆内的各个展厅大小不一，质感也不一样——原著民艺术、抽象艺术甚至是馆内的植物都各得其所。
皮亚诺今年的代表作巴黎百代电影基金会（Foundation Jér me Seydoux-Pathé）扩建项目也承袭了这些特质。百代（Pathé）是法国著名的电影公司，自新浪潮以来就是法国电影先锋的代表；扩建部分被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设计的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外墙围绕。不仅要在如此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外墙和历史背景基础上进行设计，场地也有所限制：可用建筑面积仅有23， 000英尺（2，000平米左右），却要容纳博物馆、放映厅、资料室、研究室等各种功能。皮亚诺对这些限制的应对，是一座俯视下去如“金属泡泡”一般有着不规则形状的五层建筑。位于建筑顶层的研究室，由不规则波浪形棚顶覆盖——7，000余块穿孔的铝制百叶窗组成棚顶，每一片金属叶的角度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它们温柔地将阳光和周围的建筑景观引入空间内部。室内，抛物线形状的木柱撑起屋顶，并中和了铝与玻璃的冷感，为身处其中的研究员、学者提供了和书页一般有温度的环境。
构建社会、文化生活
皮亚诺另一项重要的建造内容是“正常生活”，不过这里的“正常生活”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建筑在更广的社会、文化意义上。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皮亚诺就参与了关于城镇规划的各种公开讨论甚至电视节目，去年更成为意大利“终身议员”。他不断强调当今建筑师应该注意的三个主题：室内环境质量；郊区的复兴；（欧洲的）历史建筑回收。他将建筑称为“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和“公民的诗歌”。
皮亚诺热爱意大利古建筑，提到这些中世纪的建造奇迹和建造者们的智慧总是滔滔不绝。在他的努力下，大量意大利城镇中心的古建筑在各种重建项目中得以留存。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与尊敬在他工作室的其他项目里也得以延续。位于新喀里多亚的吉恩-玛丽·吉巴澳文化中心（Jean-Marie Tjibaou Cultural Centre）就是其中一个范例，也是皮亚诺工作室最令人称道的项目之一。这个建筑群位于新喀里多亚狭长的太平洋岛屿上，周围有茂密的松林环绕，自然环境优美。皮亚诺工作室以当地的Kanak民族以及他们所敬畏、共生的自然为起点，将Kanak民族本身的建造技术与玻璃、铝等外来材料相结合，建成一座座蛋形的木屋。双层木条围成的外墙结构在外形上呼应了传统当地建筑，同时考虑到了空气流通性，可以有效地吸收、减小季风影响。建筑评论家科林·艾默利（Colin Amery）在1998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皮亚诺）赢得这个竞赛，是因为他没有带着行李登上岛屿——他只带了从当地环境中汲取灵感、创造建筑的技能。”
回到城市，构建“正常生活”以及建筑的政治意义，在皮亚诺的纽约时报大楼（The New York Times Building）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楼采用全透明外墙，建筑底层不是大厅而是公共通道，每个人都能使用。这座建筑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给这栋楼里的新闻工作者以提醒——纽约时报的开放和透明性。纽约时报大楼建于“9·11”事件以后，整个美国尚被笼罩在恐怖袭击的余震中，民族保守主义情绪激涨，这个时候在曼哈顿建一座让人一览无余的大楼，简直难以想象。但皮亚诺偏偏让这座楼在鳞次栉比、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建了起来——它极其轻盈优雅地将拥挤的街道变得宽敞明快，把敌对的、紧张的、局促的非正常情绪一扫而空。
成为“终身议员”为皮亚诺带来了每年17万欧元的额外收入，他也毫不含糊地将其用于资助年轻建筑师，每年和新的一批年轻人们一同发掘、构建建筑对于公民社会的价值。他笑言，“我们（皮亚诺和罗杰斯）好像几年前还是年轻的‘坏小子，现在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智慧老人”。
没有终点的建筑旅程
1998年皮亚诺获得普利兹克奖，评委们称他的建筑“不安分又富于创新”，而建筑师本人总在“寻找新的纬度，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建造似乎是皮亚诺的原始冲动之一——年近80岁的他依然和工作室的团队一起，在世界各大洲进行着各种不同的项目，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有一次皮亚诺在哈佛建筑学院演讲，有学生问到他对年轻建筑师的建议。“这还真难，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面对现场学生的笑声，他补充道，“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不仅是我，理查德也是。有人让我给小狗设计一个特蠢的窝，我也做了。我刚才说过，建筑师就是建东西，做东西。当然，图画得漂亮也很不错，但就好像是作曲家谱了曲却没人演奏”。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