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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建制的贡献研究

来源: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8年05月22日 23:27   作者:fashion

...学校,后来又到天津美院进修美术.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河北...

曹铁铮+曹铁娃+刘新民

摘 要:民国时期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天津的著名教育家梁启超、严智开、陈少梅、刘子久等对现代美术学科建制均作出过杰出贡献,文章从美术学科的视角对其历史贡献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美术 学科建制 教育家 美术馆

检 索:www.artdesign.org.c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form art subject established in constant exploration, the famous educators of tianjin liang qichao, YanZhikai, Chen Shaomei, Liu Zijiu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modern fine arts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ir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ngle of art discipline .

Keywords :The Fine Art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Educators, The gallery

Internet :www.artdesign.org.cn

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的变革,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天津著名教育家梁启超、严智开、陈少梅、刘子久等对现代美术学科建制均做出过杰出贡献,本文从美术学科的视角对其历史贡献作进一步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美术教育家的个案研究初步展开:专著方面何延喆、何厚金著《陈少梅》(2004),何延喆、刘家晶著《刘子久》(2008)等记述了陈少梅、陈子久的艺术生涯并解析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论文方面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历届学术年会上齐珏的《“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与严智开在近代美术教育中的作用》、《苏吉亨与他编校的〈中国绘画史〉》等文章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做了重要的史实梳理与研究工作。但目前学术成果不够丰富,有待于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科视角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民国时期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建立起来,美术学科的学科建制主要体现在建立现代美术学科框架、创建美术展览制度、通过美术社团和美术研究班开展美术教学、采用现代科学系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等方面,而天津的学者、教育家在这几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对现代美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民国时期严智开等教育家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局面。严智开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期间,创立出适合中国美术教育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美术实用人才和教育人才,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期,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和美术教育实践影响了新式教育以及社团的产生,他将美学与科学并提,看作“养成国民实力的两大工具”,指出美术(艺术)能够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并实际的将他的主张实现到艺术学校的建立上,实施到各级学校的美育课程上。他的思想和身体力行“大大促进了这样的清新空气和时代气氛。”[1]蔡元培强调美育并不等同于美术(艺术)教育,美育比美术(艺术)教育的范围更广泛,但美术(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有效方式,所以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竭力推行美术(艺术)教育,对民国时期新式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蔡元培在辞去教务总长职务时曾向北洋政府建议开办国立美术学校,在他的影响下,191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演讲阐明美术的范围:“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惟文学一科,通例属文科大学,音乐则各国多立专校。故美术学校,恒以关系视觉之美术为范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之初由郑锦任校长,郑锦曾留学日本,学校采用日本新式教育体系,共设立中国画、西画和图案三个系。但之后郑锦因教务方面的问题与学校留法画家吴法鼎和留英画家李毅士产生矛盾而辞职。学校在学科设置和教学发展的尝试上经历了挫折。之后林风眠、徐悲鸿先后接任校长职务,学校一直致力于实施美育,“造就纯正美术人才,培养及表现个人高尚风格,造就实施美教人才,直接培养及表现高尚人格。培养工艺美术专门人材,改良工业,增进一般人美的趣味。”[2]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拓的新一代美术家。但学校办学体制不确定,在学科设置上尚未明确,曾增设音乐、戏剧、雕塑和建筑等系。由于时局动荡,校长更换频繁,1933年政府不再支持学校的办学,学校无人负责,处于即将被停办的局面,几欲引起学生风潮。1934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学校的办学,在校长的人选上经过慎重思考,选择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之子严智开为校长,希望将学校引向正轨。严智开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又曾游学于法国,既接受过日本的新式艺术教育,又对西方美术教育体制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是一名画家,又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通过美术教育来开启民智。在接到教育部聘书之时,严智开正在天津创立并建设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也是中国首个公立美术馆。严智开上任之后要兼顾两地的工作,他不辱使命,将其留学所得教育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到学科建设中,对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学校设绘画科、雕塑科、图工科和艺术师范四科,绘画科分为中国画组和西画组,雕塑科分雕刻组和塑造组,图工科分图案组和工艺组。事实证明这次改组是有效的,因为学校很快走出了困境,教学工作有效展开。经过严智开等美术教育家的努力,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建立了稳定的学科框架,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时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依然是建立在这个学科框架的基础之上。endprint

二、严智开、刘子久等筹备并创建的天津市立美术馆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美术馆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为画家提供了观摩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民国时期中国画坛逐步突破晚清正统画风的藩篱,美术馆对绘画资源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美术馆开阔了美术史家的视野,为美术史写作方式由传统的品藻、随笔向研究美术发展内在规律的现代形态写作方式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从研究资料而言,民国时期,面向公众的美术馆的设立和开放,成为了古代官私收藏无法比拟的美术品收藏与陈列中心,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因为美术作品是美术史研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所以研究美术史不但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同时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真实可靠的图像资料相互佐证。只有对大量美术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美术史的发展路径与规律。与文字资料相比,图像资料能够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然而近代的博物馆和展览体制确立之前,我国古代的美术作品主要收藏于皇宫内府和少数民间收藏家的手中,普通书画爱好者没有欣赏学习的机会,画家所能接触和了解到的只是绘画资源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制约了绘画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更制约了对美术历史规律的探究。

天津美术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丰富了大众的视野,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对画家来说更是难得的观摩研究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郎绍君曾高度评价北京的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展示的历代名迹的状况,对中国现代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金城到南方的吴湖帆、冯超然、张大千、谢稚柳等等,都以模仿学习宋元为荣,特别促进了工笔画的发展。这个风最初是从古物陈列所刮起来的。”[3]这个评价同样可用于天津美术馆,在美术作品的开放与推介方面,天津美术馆品类更加齐全,坚持定期开放,除了以展览为中心,还招收学生,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对当时民众了解古代与当代绘画作品,画家临摹创作,以及美术史学者研究美术作品的流传演变规律都起到了极为显著的作用。

三、民国时期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陈少梅、刘子久采用开办美术班的形式开展美术教学,培养众多美术专门人才。

民国时期湖社画会随着影响日益扩大,在天津设立了分会,天津分会在陈少梅主持下开展美术教学活动,在培养国画人才方面效果显著。除此以外,天津美术馆也以公立形式开设美术班。刘子久自1934年5月任天津美术馆国画班导师,负责国画教学。国画班采取非学历教学的方式培养人才,教师在专门的教室授课,比起传统的师徒教学,这种方式更接近学校正规教学,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国画专门人才。刘子久先生授课耐心细致,上课时边讲解边示范,用笔的来龙去脉交代十分清楚,将自己多年的用笔用墨心得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刘子久先生还亲自准备大量的教学画稿,上课时学生人手一张先生的画稿临摹,不懂之处可随时请教。先生将画稿每周更换一次,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由简入繁,引导学生快速掌握技法。刘子久先生为天津画坛培养了大批有影响力的画家,其中刘继卣、王颂余、孙克纲这些天津画坛名家都是刘子久先生的学生。孙其峰曾说:“天津现代的画家,主要师从于陈少梅、陈子久两大家。”

刘子久先生为人师表,处处为后生做出表率。先生在任美术馆国画班导师的同时,还兼任美术馆秘书,为了美术馆能顺利征集到名家作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刘子久先生的多方努力下,美术馆征集齐全湖社画会“琉璃厂内十大湖”的作品,促进了京津地区美术的交流。刘子久还将一批自己的个人作品和收藏无私地捐献给美术馆,供民众参观。先生的师表风范受到后人赞颂,王颂余曾感叹刘子久先生教人以艺,养人以德。

此外,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风向标,美术史学的研究也受其影响,在美术史研究观念、美术史研究方法论及美术史写作的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梁启超进化的历史观和注重史实诠释的史学叙述方式被美术界普遍接受,至今仍成为指导美术史写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重文献研究的同时,梁启超利用实物形态和图像进行史学意义的研究,他的研究思想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并且促进了在“物态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天津文化底蕴深厚,民国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的建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注释

[1]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9.

[2]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

[3] 转引自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评述,故宫博物院院刊[J].2004(5):3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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