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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来源:北方经济 2018年08月06日 20:15   作者:landyliao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

张静+贺金瑞

我国民族地区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并且多处于国家的边疆地区。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民族地区首当其冲更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充满着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民族地区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如何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治理途径,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还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民族地区的社会特征分析

社会本身是一系统性的存在,马克思曾以“社会有机体”的概念来表征社会的系统性。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系统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系统中任何一要素的变化都将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并且各要素之间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直线方向而是相互的。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应用到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分析,认为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是多元决定论,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强调社会不同层面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多元决定的历史进程。遵循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看到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治理要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复杂性与多样性构成了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固有的属性,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要立足于这一现实基础。具体说,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形成与社会发展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族社会成员集体生活各自不同又独具特色的社会组织,以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社会规范,维系着本民族的社会秩序。例如云南地区彝族的家支组织、土司组织,白族的职官组织,布朗族的“嘎滚”组织和“达曼”组织;蒙古地区蒙古族的盟旗组织;西藏藏族的“寺院”组织;新疆哈萨克族“阿吾勒”组织、维吾尔族的“伯克”组织等。不同民族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受到中央王朝治理的影响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变迁。但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其在历史的传承变迁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现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应充分认识到当地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第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至今。我国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一些民族延续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些民族则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甚至外来宗教对于本民族的影响占据了主导。一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可能几经变迁才固定下来。从信教种类来看,包括原始宗教到我国本土的道教以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几大宗教,都有相当数量的信仰者。从信教民族来看,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又表现为同一民族信仰多种宗教,还表现为不同的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即使是同一民族信仰的同一宗教因吸纳融合多种宗教元素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认同,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信仰是一种精神信念,是人生活和行动的依据,信仰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受时空变化的影响。共同的信仰可以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连结在一起,宗教共同体即是基于信仰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各类共同体中最为牢固的共同体。

第三,居住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于国家的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较为平坦的地理环境而言,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则更为复杂多样,有山区、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有高原、有盆地等等。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类的一切吃喝住穿都取自自然,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在保护、适应着自然。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对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人类文化在深层机制上都带有自然环境因素的深刻烙印,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有此意。其次,从各民族居住的人文环境来看,同样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间大杂居小聚居插花共存的局面。同一民族可能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又可能居住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的民族成员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都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因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交辉互融,美美与共又各美其美。

第四,社会发展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同时又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平衡性也体现为一种复杂性,对于今天的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特点。而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这种不平衡性不仅没有改善,有的地区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例如在云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基础薄弱,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市场化经济程度低,使得在云南民族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不仅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就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发展失衡容易导致价值观念的扭曲、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秩序的不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和民族矛盾。各少数民族又处于国家边疆地区,更容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对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所有这些情况都应引起重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逻辑选择

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社会治理应做具体的分析,因地制宜,而不能千篇一律。首先我们借鉴吸收西方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治理”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处理主体族裔与少数族裔间的民族关系问题,“治理”范式本身就包含着处理不同族裔间民族关系的理论分析。伴随着西方国家在现代多种族和少数族裔治理问题的不断产生,西方学者从不同学术背景开始阐述治理概念,其中包括文明冲突与族裔身份、少数群体权力、族群冲突治理等多个方面。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中,认为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博弈不再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由文化的差异所引起。随着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凸显,亨廷顿的论断不断得到应验,人们发现仅仅靠提高少数族裔经济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并不能消弭族裔间由于文化隔阂造成的摩擦和冲突。亨廷顿晚年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则进一步回归美国国内的族裔问题,探讨国内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从亨廷顿对全球问题以及美国国内族裔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当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民族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占据首要的地位,没有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意味着社会治理本身的失败。那么是不是经济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就意味着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呢?从西方社会治理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远不是如此。“治理”范式,正是西方社会在对当今全球性社会危机以及本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中提出的。“治理”范式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对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全球性危机认识理念的转变。“治理”理念的核心是“交互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即我们在确认自身主体身份的同时,要相应地认识到对方的主体性,给予对方身份以充分的尊重和认可,其表现形式是崇尚多元,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是现代社会“交互主体性”思维方式在解决多种族问题上的反映。对于我们国内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应吸收西方社会治理的合理思想,为我所用,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有效的治理途径。endprint

民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还应借鉴历史的经验,挖掘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中吸取营养,继承传统优秀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与中国传统历史记忆、历史经验的延续与对接。我国在秦汉时期即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受到地理环境、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对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直接的社会治理,这就为少数民族地区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发展预留了空间。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参考的价值,中央王朝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所采取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等形式不论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还是由于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所致,本质上是一种“因俗而治”,即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的社会传统自主治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民族形态,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一些学者概括这种治理模式的特征为“皇权不下县”、“皇权不到边”,而其实质都是在保持民族地区固有的社会形态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社会传统,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模式。例如清朝,在西南地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采用土司、土官制度。在北方蒙古地区,清王朝依据蒙古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因素创建盟旗制度这一治理模式,而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强调“和而不同”的整体系统性的治理模式,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治理方法。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

谈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其落脚点仍然是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复杂多样性,我们应由单一的社会管理向多元社会治理转变。多元治理对于民族地区应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多元主体的协商;二是多元治理要素作用的发挥。对于多元主体协商,是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不应仅仅靠政府的力量,而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居民自我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其中社会组织、利益主体愈来愈多元化,参与社会治理的呼声愈来愈高,这就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民间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对于民族地区的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地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各种民间组织层出不穷,民间力量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应积极调动引导民间组织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实现良序的协商互动,由过去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协商治理转变。二要发挥多元治理要素的作用。民族传统社会治理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民间的乡规民约、伦理道德、社会组织等要素,对于传统民族社会秩序的规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治理要素,在当今仍然深深扎根于各民族成员的头脑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社会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只有运用适合本地文化传统、生活特点的方式解决纠纷,才能在有效地保护和救济个人权利的同时扩大公共利益,维护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乡规民约作为民族地区社会基层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方式,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尽管各民族的乡规民约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功能与形式上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融入了时代元素。但不论如何变化,其作为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烙印,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基因之中,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的治理与规范起着持久的影响。要充分挖掘、发挥这些要素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繁荣与发展。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百年共和的经验和启示: 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建立、建设和治理的贡献和潜力研究”( 项目编号: 12JJD850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责任编辑:张莉莉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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