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遁
早期
中国古典园林的功能可以用隐逸与肥遁两个词来大致概括，最早的园林，其功能无疑便是享乐了，帝王苑囿，为行乐之所，王侯富贾之庄园别业，莫不如此，这被称为“肥遁”，出自《周易·遁卦》“肥，饶裕也。上九最在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顾，是遁之最优，故日肥遁”。指引退逃避于富饶的庄园中的享乐生活。与肥遁紧密相连的另一种方式叫做隐逸，大多形容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处世方式，隐逸是与当朝政治的对立，目的是保持士人的生活和思想的独立，园林为隐逸提供了绝佳场所。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众说纷纭，汪菊渊先生的观点值得认同，认为起点是“囿”，根据《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益收购狗马与奇物，充物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之其中”。囿是狩猎游乐的场所，已初具园林的性质。看来园林的出身，在史书中一亮相，就沾染了享乐的色彩了，直至后世当代，享乐也是园林的第一作用，往好里理解，是健康的精神享受。园林在历史的发展中，特别是浩大的皇家园林，在其艺术大成于一身的同时，摘不掉的便是劳民伤财，甚至是祸国殃民的帽子。西周时，有了灵囿，让天然的草木和鸟兽滋生繁育，供帝王狩猎和审美，这种素朴的囿，是中国园林的最初形式。《诗经》中的灵囿章歌咏了文王在灵囿的乐事，是欣赏麋鹿、白乌、鱼跃活生生的情态，动物不仅是猎获的对象而且是活的审美对象。到了秦汉时期，囿演变为苑，比较接近后来的园林形式的便是上林苑，创造者大有来头，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很多中国历史事物的原创主宰者，秦始皇赢政，这边修长城以安邦，这边修上林苑用于享乐，上林苑的核心便是阿房宫。上林苑到汉代，刘邦时期，吸取秦亡教训，休养生息，还作民田，但到武帝时期，又重新征用为皇家园林，东方朔载入史册的《汉书·东方朔传·谏起上林苑疏》没能起到劝谏作用，欲望使然啊！汉武帝刘彻时期的上林苑，已经是成熟的园林形式了，苑中之苑，居住，游息，赏乐，赛奇等功能俱全。汉时其他值得称道的苑囿也都属贵族富商所有，《西京杂记》记有梁孝王兔园和富商袁广汉园，东汉有梁冀园囿。汉及汉以前，园林的目的直奔享乐而去，规模宏大，以自然元素见长。
汉及魏晋南北朝
汉以后的园林就变得纷纭复杂了，园林以皇家、私家，寺观和公共游园四种形式存在，园林的审美特征愈来愈凸现，当然，园林为行乐之所这一基本功能是不变的。但隐逸思想开始从魏晋南北朝这一大时期呈现，而园林自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隐逸之所，这种城市山林开始有了哲学含义。文人士大夫园林开始出现，这一脉络成为最有妙趣的园林形式。
隐逸，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了中国的文明史，在文化大繁荣的春秋时期，孔子和子路的对话中就对长沮、桀溺二人的隐逸方式提出了批评，隐逸是文人回避政治的一种方式。这有别于正统的儒家思想，是儒学与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融合，隐逸与出仕就犹如硬币的两面，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翻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种两面性是一种适用主义哲学，反正都有道理。
隐士或隐于山林，或隐于城市之中，隐士的自然和山林情结释放到城市之中，便以中国园林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值得品鉴的形式，可以说，文人园林从魏晋开始，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晋时出现的山水诗，成为文人园林的内涵，其营建呈现出有别于汉之前的纯粹享乐的内涵，与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关联，而庄园和别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的主要类型。
首先要提的人物是陶渊明（365-427年），虽然他不是一个古典园林的营建者，但是他的田园诗，特别是《桃花源记》中阐述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理想。在陶潜30岁以前，正是东晋王朝相对安定的时期。鲁迅指出：“到了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代表平和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做文章，无忧无虑，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但超脱尘世的陶潜是宋人塑造出来的，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述酒篇》讲的就是当时的政治。陶潜退出政治，回归田园，精神寄托于田园，自然景色不再是做哲理思辨或仅供观赏的事物，而是成为诗人生活和兴趣的一个部分，倾耳无希声，举目皓以洁：“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陶诗的艺术境界虽然没能直接影响当时的园林创作，但却成为唐宋写意山水园林的灵魂。
自然山水园是这一时期园林的特征，王羲之和谢安的山墅便体现了庄园园林的特点：谢安，政府屡诏不出，高卧东山而放情丘壑，“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而王羲之，《晋书》栽，“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穷诸名山，泛沧海……”，王羲之的《与谢安书》：“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余暇”。始宁墅是谢玄和谢灵运祖孙所经营的山居别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并且园林与农事相结合。谢灵运《山居赋》中详尽地描述了他的山墅物产之丰富，南北两居及周遭景物之美。
此时的皇家宫苑也发展起来，三国时期有洛阳芳林园，北魏洛阳和南北朝后期有西游园、华林园、仙都苑，南朝都城建康宫苑有玄武湖和华林园，乐游苑、上林苑等。同时，寺观园林也随着佛教的盛行而发展起来。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又是一个大时期。在皇家园林中，隋西苑，在众多公园中最为宏伟，《大业杂记》：“大业元年（605年）夏五月筑西苑，周200里。”唐代的宫苑就甚为发达了，唐禁苑、曲江池、芙蓉园，翠微宫、华清宫，等等。
隋唐五代的私家园林更进一步，艺术和山水画的变化影响了园林的发展，同时唐的庄园经济，成为了自然园林式别业得以形成的基础。被后世称为难以超越的园林一一王维的辋川别业便在这一时期形成。对庄园中山川泉石植物之美有较详描述并因景提名而形成自然园林的，要以此园最为著称，并有诗文和辋川图可资参考。
王维（700-760年），辋川别业是其辞官养老之地，王维《辋川集》并序，首句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号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便是辋川山谷的景色描述。别业很好地利用了辋川山谷的自然环境，并把建筑、庄园和田园很好地融合。在唐朝，具有像辋川别业这样一种意趣的山居别墅成为一时风尚。有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和司徒空的司空庄。另一著称的山居便是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跟王维一样，选天然胜区，营建庄园设置草堂。他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即东林寺、西林寺之问），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明年（827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木斫而不加丹，墙圬而不加白。碱阶用石，幂窗用纸，株帘纶帏，率称是焉”。这样朴素的草堂，与自然山色相容，与白居易的诗作风格是一致的。浣花溪草堂则是唐代诗人杜甫流寓之所。为避安史之乱，杜甫于上元元年（760年）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置草堂，两年后草堂全部建成，初建时，仅占地一亩，后加以扩建，杜甫在这里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240首诗作，其中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的草堂甚是简陋，但也曾兼得浣花溪之自然意趣。杜甫去世后，草堂弗存，五代诗人韦庄在遗址上重筑，后世对草堂时有修茸，清嘉庆十六年全面扩建，奠定今日格局。endprint
宋辽金
经过晚唐和五代的混乱，公元960年，宋帝国建立，宋朝是中国文化，特别是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宋朝的山水画达到后世难以超越的高度，并且产量非常巨大。
支持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宋代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宋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宋代的文人地位非常高，这种重文轻武的局面一方面导致了宋军事的落后，以致最终亡国，而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文化和艺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宋词所传达的微妙的意境，不同于唐诗的豪放，园林也开始变化，在唐山水园的基础上，出现了围墙内的精妙园林。宋山水画对园林的影响是巨大的，宋画的成就裴然可观，以郭熙、米芾、刘松年、马远等为代表的山水画家，以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出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境界，而与之息息相关的山水园林也开始呈现出画论中的特点。两宋的山水画，直接以园林为描绘对象的有很多，园林景色和园林生活成为题材，绘画作品不仅描绘整体的园林，包括叠山、置石、建筑、小品、植物等都描绘地细致入微，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皇家园林的代表是艮岳，建于宋徽宗政和七年，是一座以山为主的园林，建造艮岳时，宋徽宗下令在苏州、杭州两地专设应奉局，负责搜集奇花异石，称为“花石纲”。艮岳完工不久，便遭金人围城，园林亦全毁。
寻觅宋私家园林的踪迹，非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莫属，书中收录了19处名园，体现了宋代士人的精神情趣。最有意趣的是独乐园，司马光的园子，在《独乐园记》中有详细的记述，开篇便调侃道“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洛阳名园记》的作者认为：“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但在文章最后时说：“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文化在园林中的位置，在独乐园中可见一斑。
《洛阳名园记》中，李格非最为推崇的园子是湖园，为裴度宅园。园的概况为：“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湖北大堂月四并堂，按谢灵运曾云：‘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但此堂四者兼具。”《洛阳名园记》在记文的开头就说：“洛人云：园圃制胜不能相兼者六，多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余尝游之，信然。”可见李格非对湖园推崇备至。
董氏西园和东园是《洛阳名园记》评述较细的园子。“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此山林之景（或作乐）而洛阳城中遂得知如此”，西园不愧可称为“城市山林”。董氏雄才洛阳，东园是其“在歌舞游之”之所，有堂可居，宴饮后“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
作为公共游园的西湖，在南宋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格局，自唐至清，再到当代，对西湖的疏浚和建设一直不断，并且有两个文人在西湖留下了影响巨大的遗迹，一个是白居易的白公堤，一个是苏堤，苏东坡的一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对西湖的绝唱。苏堤春晓，曲院荷风以及西湖三塔等重要景点在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中已经有详实的描述。
南宋的吴兴园墅因周密（1232-1298年）的《吴兴园林记》在园林史上留下一笔。记载了3 3处园林，18个城中，15个城外。宋时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麓中二溪（指东、西落溪）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园子多以姓氏记载，不再详述。
绍兴的兰亭，是对王羲之纪念园林，虽非真实的兰亭序中的聚会故址，但经历代重建修茸，就像杜甫草堂一样，成为历史性的纪念园林。而沈园则由陆游和唐婉一段悲剧而著称于世，在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记载，大致讲的陆游的原配唐婉因婆媳不和而易嫁赵士程，但陆游却钟情唐婉，在陆游31岁那年，因春游相遇于沈园，唐婉让赵士程遣致酒肴，陆游怅然久之，在园壁间写下了著名的《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在前妻的现夫前，宅院墙壁上堂而皇之题写落寞情诗，彼时的士大夫都是何等胸襟啊！并有实证如下，据当时人陈鹄《老旧牍问》卷十云：“游许氏园（沈园已属许氏），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书于沈氏园辛未（1151）二月题”。后续，“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未久，唐氏死。四十年后，1192年，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士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阙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岁月流离，世事变幻，四壁围合的园子，给曾短暂居游期间的人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辽金可述的主要是皇家园林和佛寺、道观园林，金定都北京，燕山八景和西山八院便始于此时，而城市中心的开挖的大量人工水系和湖泊，以及有意识的绿化，给北京地区后来的园林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明
元明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高峰期。元代统治不足一百年，皇家园林主要集中在园大都内，主要有太液池、御苑、隆福宫、兴圣宫和西御苑。元代的私家园林延续宋文人园的形式。河北保定张柔有的莲花池，元大都西南的万柳园，张九思的遂初堂，南方则有江苏无锡倪瓒的清阁云林堂、苏州的狮子林、浙江归安赵孟频的莲庄。元代的等级划分，汉人居于三等人，隐逸之风又盛。而倪瓒（1301-1374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狮子林的设计者，倪瓒是一位诗人和画家，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怪石丛篁图》等。
明代园林是我国园林发展史上的成熟期，朱棣迁都北京后，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对园林的态度与朱元璋是一致的，反对建园，从明宣德开始，皇家园林的大规模修建拉开序幕，修缮了北海的琼花岛，此后，自天顺时期又对西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奠定了北、中、南三海的格局。嘉靖和万历时期，又在西苑修建了大量的建筑，明代的西苑，已经形成团城、琼花岛、东岸、北岸的大致布局。西苑将皇家园林的磅礴和江南野趣相结合，韩雍在《赐游西苑记》中描写到“烟雨苍莽，清荻丛茂，水禽飞鸣，游戏于基间。隔岸林树阴森，苍翠可爱。”endprint
明代的私家园林自元代低潮和明初抑制建园以来，建树较少，自明中期，皇家逸乐之风盛行，加之民间经济的恢复，私家园林随之发展起来。私家园林的营建以苏州、北京和南京三地最胜，而南方园林的艺术要超越北方园林。苏州拙政园、网师园和留园等名园闻名于世。
明代的造园，以过去的以水景为中心，在池中堆山的方式，发展了一套新的叠石的手法。以文人为园主和文人设计的园林著称于世，文人园林实现了营建、生活以及文化和艺术上的高度统一。园中充满了文人题名、书文、做记等文化标记，在园林营造上师于自然而胜于自然，讲求精微之处和巧夺天工，大多数园林占地虽小，但却要体现强烈的自然与艺术妙趣，这点与唐宋的自然山水园和写意山水园有着很大区别。《园冶》的诞生，一方面体现了造园技艺的高超，一方面体现了明代园林的发达，其中又记述了很多民间小园，园林开始走入了平常士人以及庶人的家中。
明吴门四家之一文征明参与了拙政园的设计，存有拙政园三十一景图。而文征明自己的园子叫停云馆，吴门四家沈周的园子叫竹居，唐伯虎的园子叫做桃花庵，而仇英则和文征明都是明朝一个叫紫芝园的设计者。
清
清时期的园林有着更多的鲜活遗产可寻，古典造园的繁华延续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年，之后，随看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古典园林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基础。
清朝的皇家园林可以说达到难以逾越的巅峰了，一方面，这是最后一个帝国，另一方面，善于学习的康乾等帝王将江南园林，特别是苏州园林的意趣及细腻的造园手法移植到皇家园林中，并与北方皇家园林的宏大规模相结合，同时，在圆明园中又集中西结合之长，这种拿来主义，使园林这个事物更加趋于奇丽了。一毁一存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加上承德避暑山庄，是帝王园林的最后华章，但盛世华章退幕之后的是日趋败落，1860年，八国联军火烧京西皇家三山五园，圆明园彻底焚毁，与宋徽宗的艮岳遭受同样命运。
清代中叶之后的私家园林达到了娴熟的程度，给我们时下留下了可见可游的珍贵遗产，数量众多，且分布地域广阔。有代表性的，北方有北京的园林，江南园林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嘉园林、金陵园林及上海园林，而岭南园林也一枝独秀。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园林达到又一次高峰，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耦园、环秀山庄、畅园，经扩建和新建后，焕发了新的生机，更加具有了生活起居的情趣。清代的造园受清代艺术的影响，较之明朝要繁复的多，但现存的私家园林得宜于清的扩建与维护，这使中国古典园林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与园林艺术关联密切的文人，明末清初有两位不得不提，一位是张岱（1597-1679），一位是李渔（1611-1680），两人生活年代大致一致，也都一度被冠以“颓废文人”的称号，两人皆好园林情趣。张岱的《陶庵旧梦》与《西湖寻梦》记录了大量的山水风景、文物古迹、娱游工艺，是了解其时园林与生活关系的重要典籍。李渔被鲁迅称为帮闲文人，李渔的《闲情偶寄》，仅著作的名字就符合古典园林的功能，此书是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活生生的记录，这种隐逸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应该包含在每一个园子的日常生活之中。endprint
